第十章 平川县城
第十章平川县城
陆浩明在平川镇政府宿舍住下的那天晚上，接到了县委组织部打来的电话。
“陆浩明同志吗？我是县委组织部干部科的小陈。你明天上午九点，到县委组织部来报到，带齐相关材料。”
“好的。我明天一早从镇上赶过去。”
“从平川镇到县城，班车要两个小时，你早点出发。”
挂了电话，陆浩明看了看时间，晚上八点。他算了算，明天最迟六点就得起床，赶七点的班车,才能在九点前到县城。
这一夜，他睡得比前一晚好一些。可能是太累了，也可能是渐渐习惯了硬板床。窗外有虫鸣，不是狗叫，反而让人安心。
清晨六点，天还没大亮,陆浩明就起了床。洗漱完，穿上那件从京城带来的白衬衫，对着镜子整了整领口。镜子是宿舍里唯一的镜子，巴掌大，挂在门后面，边缘有些模糊。
他看了镜中的自己一眼，深吸一口气，拎着包下了楼。
镇政府的院子里还静悄悄的，只有食堂的灯亮着。他推门进去，大师傅正在准备早饭，看到他，愣了一下：“这么早？”
“赶班车。有吃的吗？”
“馒头，稀饭，咸菜。”大师傅用筷子夹了两个馒头，舀了一碗稀饭，端了一碟咸菜。
陆浩明三口两口吃完，抹了抹嘴，问：“多少钱？”
“不要钱。你是镇上的干部，食堂免费。”
陆浩明道了谢，走出食堂。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，远处的山轮廓渐渐清晰。他站在院子门口等了一会儿，七点整，那辆破旧的面包车准时出现在路口。
司机还是昨天那位，看到他，笑了笑：“又去县城？”
“对，去县委组织部报到。”
“上车吧。”
路上，司机问他：“你昨天在镇上住了一晚，感觉咋样？”
“还行。”
“习惯吗？”
“慢慢就习惯了。”
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
两个小时的车程，颠簸得厉害。陆浩明靠着窗户，看着窗外的山和田。清晨的乡村有一种宁静的美，田里的稻子已经抽穗了，风吹过，像一片绿色的海。偶尔经过一个村庄，能看到炊烟袅袅升起，鸡犬相闻。
他想起了费孝通的《乡土华国》。那些文字，此刻变得具体而生动。
八点五十，面包车到了平川县城。陆浩明付了车费，拖着行李箱——他特意把行李带上了，因为不知道今天报完到是回镇上还是留在县城——走向县委大院。
县委大院和前天看到的一样，安静、陈旧、带着一种八十年代的气息。门口的两个保安认出了他，问了一句“又来报到？”就放行了。
县委组织部在县委大楼的三层。陆浩明上了楼，找到干部科的门，敲了敲。
“请进。”
推门进去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戴着眼镜，穿着白衬衫，看起来比他大不了多少。
“你好，我是新分配的选调生陆浩明，今天来报到。”
“哦，你就是陆浩明？”年轻人站起来，伸出手，“我叫陈宇，干部科科员。你的材料带了吗？”
陆浩明把报到证、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位证的复印件一一递过去。陈宇翻了翻，在登记表上写了几笔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。
“这是干部履历表，你填一下。填完我带你去见部长。”
陆浩明接过表格，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一项一项地填。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出生年月、籍贯、学历、工作经历……工作经历那一栏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写下了“2024年7月至今，平川县平川镇人民政府党政办科员”。
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。
填完表，陈宇带他上了四楼。部长办公室在走廊尽头，门是关着的。陈宇敲了敲门。
“进来。”
推门进去，办公室里坐着一个人。四十多岁，圆脸，微胖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，身后是一个大书柜，里面摆着各种党建读物和干部工作手册。
“陈部长，这是新来的选调生陆浩明。”陈宇介绍道。
陈部长——陈建国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，分管干部工作。他站起来，和陆浩明握了握手。
“坐。”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“北大来的？”
“对。”
“在北大学什么专业？”
“行政管理，基层治理方向。”
陈建国点点头，靠在椅背上，目光在陆浩明身上打量了一圈。
“你的情况，市里跟我沟通过。北大的硕士，主动申请来基层，不容易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但我也要跟你说实话，平川的条件很差，尤其是平川镇。你去了，可能会有落差。”
“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。”
“有准备是一回事，真正面对是另一回事。”陈建国说，“你在平川镇，先从党政办干起。党政办是镇里的中枢，什么事都经过那儿。你在那里待上半年，把情况摸透了，再考虑调整岗位。”
“好。”
“还有一件事——”陈建国压低了一点声音，“平川镇的书记孙德明，是个老基层，脾气直，说话难听，但他是个干实事的人。你跟着他，能学到东西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
陈建国点点头，站起来，伸出手：“那就这样。你今天就回镇上吧，明天正式上班。有什么问题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”
陆浩明接过他递来的名片，上面印着“中共平川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建国”和他的手机号码。
“谢谢陈部长。”
从部长办公室出来，陆浩明没有立刻走。
他想起了前天赵国栋说的话——“报完到，别急着走。来我办公室坐坐。”
他犹豫了一下，转身走向四楼最里面那间办公室。
赵国栋的办公室门开着。他站在门口，看到赵国栋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，嘴里叼着一根烟，烟雾缭绕。
“赵书记。”
赵国栋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，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。
“来了？进来。”
陆浩明走进去，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
“报到完了？”
“完了。陈部长跟我谈了话。”
“陈建国？”赵国栋哼了一声，“他跟你说什么了？”
“说让我在党政办先干半年，把情况摸透。”
“半年？”赵国栋笑了，是一种略带嘲讽的笑，“半年能摸透平川镇？我来了三年了，还没摸透呢。”
陆浩明不知道该接什么。
赵国栋靠在椅背上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，看着他。
“你是北大硕士，来平川镇，说实话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县里以前也来过选调生，但大多是省里、市里下来的，待个一年半载就调走了。像你这样直接分到乡镇的，还是头一个。”
“我会尽力。”
“尽力？”赵国栋摇了摇头，“尽力不够。在平川镇，你得拼命。”
他的语气很重，但陆浩明没有觉得被冒犯。相反，他感觉到一种真诚——一种来自基层干部对现实的无力和不甘。
“赵书记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。”
“问。”
“平川镇，为什么这么穷？”
赵国栋看着他，目光变得锐利起来。
“你觉得呢？”
“我看了些资料，也听了一些说法。交通不便，没有产业，基础薄弱……但我觉得，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。”
“那你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？”
陆浩明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出来：“没有人。”
赵国栋的眉毛动了一下。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我查过平川镇干部队伍的数据。全镇在编干部四十三人，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的只有五人，其中三个还是这两年刚考进来的。大部分人高中、中专学历，年龄偏大，观念落后。不是他们不努力，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努力。政策来了，他们看不懂；项目来了，他们接不住；资金来了，他们不会花。”
赵国栋沉默了几秒。
“你说得对。”他的声音低了下来，“但这不是他们的错。平川镇穷，留不住人。有能力的不愿意来，来了也待不久。你刚才说‘没有人’，这话说到点子上了。”
“所以我来这里，就是想试试，能不能做点什么。”
赵国栋看着他，眼神里有某种东西在变化。不是欣赏，更像是一种“等着看”的期待。
“行。”他站起来，“我等着看。”
陆浩明也站起来，准备告辞。
“对了——”赵国栋叫住他，“你见过孙德明了？”
“见了。”
“他怎么说？”
“让我别摆大学生架子，别嫌条件差，别动不动喊苦喊累。”
赵国栋笑了，这次是真笑。
“他就是那个脾气。但你跟着他，能学到真东西。他在平川镇干了十二年，从副镇长干到书记，那个地方的一草一木他都清楚。你听他的，没错。”
“好。”
“去吧。”
陆浩明走出办公室，轻轻带上了门。
从县委大院出来，已经是上午十点半。
陆浩明站在门口，犹豫着是直接回镇上，还是在县城再待一会儿。想了想，他决定在县城转转。
他沿着主街往前走。县城不大，从东到西，步行也就半个小时。街道两旁是两三层的老房子，一楼是店面，卖五金、化肥、农药、种子，还有几家杂货铺和小饭馆。街上人不多，大多是老年人，或是一些带着孩子的妇女。
他走到县人民医院门口，看到那栋五层楼的灰色建筑，外墙的瓷砖有些脱落了，露出里面的水泥。门口停着几辆三轮车，车主在树荫下打牌。急诊室的灯箱有一半不亮了，“急诊”两个字只剩下“急”字。
继续往前走，到了一个十字路口。路口有一家书店，门面不大，橱窗里摆着几本教辅书和党政读物。陆浩明推门进去，店里很暗，空气中弥漫着旧书和灰尘的味道。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，戴着老花镜，正在看报纸。
“有关于平川县历史或地方志的书吗？”陆浩明问。
老板抬起头，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是外地人？”
“对，刚来平川工作。”
“哪个单位的？”
“平川镇政府。”
老板的眼睛亮了一下，从柜台后面站起来，走到一个角落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书，掸了掸灰尘。
“《平川县志》，1992年编的。最后一本了。”
陆浩明接过来，翻了翻。纸张已经泛黄，有些地方还有水渍，但内容很全——从建制沿革到风土人情，从经济发展到名人轶事，应有尽有。
“多少钱？”
“十五块。”
陆浩明付了钱，把书放进背包里。
“小伙子，”老板叫住他，“你是选调生？”
“对。”
“来平川镇的？”
“对。”
老板点了点头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平川这个地方，山好水好，就是命不好。你要是能帮它改改命，我给你磕头。”
陆浩明愣住了。
“老板，您别这么说。”
“我不是开玩笑。”老板摘下眼镜，擦了擦，“我在这条街上开了二十年书店，看着平川一天不如一天。年轻人走了，学校空了，医院破败了，连个像样的企业都没有。你要是能让平川好起来，我这把老骨头给你磕几个头算什么。”
陆浩明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他想说“我会努力的”，但觉得太轻飘飘。他想说“我不是来拯救平川的”，又觉得太消极。
最后，他只能说：“我会尽力的。”
老板重新戴上眼镜，摆了摆手：“去吧。有空常来。”
从书店出来，陆浩明在路边的小摊上吃了一碗凉皮，算是午饭。
他坐在路边的塑料凳子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。一个中年妇女推着自行车，后座上坐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。一个老头拎着鸟笼子，慢悠悠地走过。几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，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，笑声清脆。
这是平川县的日常。平静、缓慢、甚至有些沉闷。
但在这平静之下，是深深的贫困和无力。
陆浩明掏出手机，给苏小晚发了一条消息：“在平川县城转了一圈。比我想象的还要穷。”
苏小晚回复：“你后悔吗？”
“不后悔。”
“真的？”
“真的。越是这样，我越想留下来做点事。”
苏小晚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，然后说：“我下周争取请个假，来平川看你。”
“好。我带你转转。”
“平川有什么好转的？”
“有山，有水，还有一家书店老板说要给我磕头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陆浩明把书店老板的话复述了一遍。
苏小晚沉默了一会儿，发来一行字：“陆浩明，你可能会成为平川需要的那个人。”
陆浩明看着这行字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
是压力，也是动力。
是责任，也是使命。
下午一点，陆浩明坐上了回平川镇的班车。
还是那辆破旧的面包车，还是那个司机。车上多了几个乘客——一个背着编织袋的中年妇女，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，还有一个拎着蛇皮袋的老头。
面包车在土路上颠簸，扬起一路灰尘。
陆浩明靠着窗户，翻开那本刚买的《平川县志》。
第一章，建制沿革。
“平川，古称平川堡，始建于明洪武年间……清雍正年间设平川巡检司……民国初年置平川县……1949年解放后，属北江专区……1996年撤地设市，属北江市管辖……”
六百多年的历史，浓缩在几页纸里。
陆浩明继续翻。第五章，经济。
“平川县以农业为主，主要作物有水稻、玉米、小麦……矿产资源有煤、铁、石灰石……工业基础薄弱，仅有少量农副产品加工业……”
数据是1990年的。全县GDP不到两个亿，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五百元。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GDP涨到了三十多个亿，人均纯收入涨到了五千多。但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，依然是垫底。
陆浩明合上书，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
面包车在群山中穿行，阳光从车窗照进来，落在他的脸上。
他想起了爷爷的那张纸条：“做人要堂堂正正。”
他想起了导师的那句话：“脚下沾有多少泥土，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。”
他想起了书店老板的那句话：“你要是能帮它改改命，我给你磕头。”
他想起了赵国栋的那句话：“在平川镇，你得拼命。”
他睁开眼睛，看着窗外。
山还是那些山，田还是那些田。但在他眼里，它们已经不一样了。
之前，平川只是一个地名，一个在地图上用红笔圈出来的点。
现在，平川是一个地方。一个有山有水、有穷有困、有希望也有绝望的地方。
一个他要待下去的地方。
面包车在一个山坳处拐了个弯，平川镇出现在了前方。
低矮的房屋，灰扑扑的街道，飘扬的国旗。
陆浩明看着那面国旗，心里忽然踏实了。
他回来了。
不是来考察的，不是来镀金的，是来工作的。
是来扎根的。
（第十章完）